现代经济是一种利润经济，其活动取决于那些影响当前的或者预期的金钱利润的因素，利润是解开经济波动之谜的线索。

从核心看，是政府治理的改革，向市场、社会和地方进一步分权，在简政的同时，切实解决政府缺位和越位的问题。这是为什么？从历史的角度和整体的视野来观察，其根源是结构性改革没有跟上，发展偏向于经济增长，改革偏向于政策替代，结构变迁所需的改革力量明显不足。

这根藤是什么样子，这根藤上的果就是什么样子。与土木投资相关的生产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有色金属等等。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13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的种种缺陷都与此密切相关。这给基于整体发展，推动结构变迁的结构性改革平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这意味着我国的结构性改革进入了新阶段。对于这种结构性扭曲，靠打针吃药的常规宏观调控手段解决不了，而且有的就是政府自身造成的，如与投资相关的投资品产能过剩，必须是伤筋动骨的结构性改革。总而言之有很多的办法，把已有的风险释放掉，要想办法化大震为小震，不要因张力积累最后来一个大震。

我们要加快建设能够激励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我们要动员但是不能光靠动员，而要靠体制机制。低价征购的土地以市场价出售，形成了巨量的土地批租收入，这就提供了政府主导城市化的财政基础，而且城市规模越大，土地财政的收入就越多。这就更加刺激了这种摊大饼的城市发展方式。强刺激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债务积累。

一些发展经济学的学者认为，这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技术运用。《公报》特别强调了提高效率，又特别突出了创新。

对索洛余值的内容，索洛、库兹涅茨和施瓦茨（Solow、Kuznets Schultz） 有不同的界定。二、根据供给侧因素提出对策 对于增速下降有两种对策选择。城市的级别与城市规模有关，规模越大，级别越高。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维持了相当长时期以后，在2008年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使增速一度下降。

一、三期叠加的挑战 中国经济现在确实面临着很复杂的状态，一方面，经过三十多年改革，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很大的提升，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战略期、机遇期。供给侧分析认为经济衰退不是需求薄弱，而是因为驱动力量或动力不足。在货币政策的执行上，还要注意把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和去杠杆结合起来。系统性的风险一定要规避，如果爆发的话不是短期内就能恢复的。

遗憾的是，到了十五（2001-2005年）期间，转型却停顿了下来。索洛认为，推动经济增长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的公式中的A，这是劳动和投资都不能解释的一个余数，经济理论上叫做索洛余值（Solow Residual），也就是技术进步。

尽管用语不尽相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肯定地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在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九五（1996-2000年）期间适逢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指引下兴起的改革大潮，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随后在2009年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的强刺激下止跌回升，重回8%以上的增长速度，甚至从2009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第一季度连续三个季度达到10%以上增长率，然后就开始掉头向下。这个分析框架就是所谓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认为推动供给的基本上是三个因素，第一个是劳动力，第二个是投资，第三个是索洛余值，即技术进步。宏观经济分析不外乎从两个侧面，即从需求分析或者从供给分析。因为障碍和阻力还非常强大。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应该从供给侧的分析寻找对策。有些人依然可以打着这个旗帜来反对改革。

怎么能够建设这样的体制机制呢？归根结底要靠改革。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增加支出，一个是减少收入。

第一期是经济增长换档期，经济增长减速这是第一个矛盾和挑战。对于党的十八大的决定大家都很兴奋，但是一定要考虑到，不是做出一个好的决定，躺在那里就可以实现的。

最突出的表现是我们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负债率迅速提高，已经越过警戒线。我们所面临的矛盾、隐患和挑战可以用三期叠加来说明。

凯恩斯主义认为需求决定供给，出现经济衰退的原因就是需求不足。第一种对策，可概括为从需求侧因素进行分析。这是一个基本的方针，也是一个正确的方针。而且，从它已经造成的后果来看，采用这种办法的风险太大了。

六、十三五强调创新和提高发展质量 十三五在总的方向要求加强创新和提高发展质量的力度，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目前我国预算赤字离公认的警戒线还有一些距离，增加赤字还有一定的空间。

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思维方式的惯性还在继续。从2011年到2014年的四年中，GDP增长率分别是9.2%、7.8%、7.7%、7.4%。

怎样增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力度呢？所谓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说白了就是增加赤字。我们过去一直用需求拉动增长，特别是2009年的强刺激，反复的强刺激结果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学上公认的投资报酬递减。

日本1986 年的刺激政策引发资产泡沫，泡沫破裂的后遗症至今还存在影响新加坡学习了欧洲公共住房的经验，又结合自己的国情，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公共住房制度。在西方国家，房地产从经济政策演变成为社会政策是有强大的社会运动来推动的。一定也要有强大的社会运动来促使房地产政策的有效转型吗?人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因为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其GDP功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凸现出来，而其社会功能(社会成员对住房的需求和人们的空间权)就被忽视。或者说，房地产是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GDP主义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解体之后，日本经济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没有走出过阴影。实际上，大量的泡沫是地方政府和发展商利益共同体的结果。

到今天，很多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房地产完全属于社会政策，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考量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就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